在他啟動全球貿易戰的玫瑰園演講中，唐納德·特朗普向他的觀眾講述了一段與事實不符的歷史：
“然後在1913年，出於人類無法理解的原因，他們建立了所得稅，讓公民而非外國開始支付運行我們政府所需的資金。然後在1929年，這一切以大萧条的方式結束，假如他們堅持關稅政策，情況將會截然不同。”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實施所得稅？有沒有人知道背後的原因？1913年的行動是否導致了1929年的大萧条？
在這些問題上，歷史學家們有著明確的共識。不是的，所得稅不是一個錯誤。
但它卻是一個奇怪的故事：一場長達40年的鬥爭和一次意外。
1913年，各州批准了第十六修正案，賦予聯邦政府“徵收來自任何來源的收入稅”的權力。
然而，這並不是第一次嘗試徵收所得稅。
在南北戰爭期間及其後的幾年中，美國曾經實施過首次所得稅，以幫助籌集戰爭的巨大費用。這項稅收針對相對高的收入，但僅收取一小部分稅率，並被視為既能產生所需收益，又能保持公平的方式。
沒錯，其中一個主要的推廣理由是，徵收所得稅是為了實現戰爭負擔的“公平”。針對只有窮人參與戰鬥和犧牲的指控，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和他的共和黨確保法律要求公開披露人們支付的稅款。毫不奇怪，正在興起的黃金時代的富人不喜歡看到他們的稅務資訊出現在《紐約時報》上。富有利益集團迫使所得稅在1871年被廢除，聯邦政府又回到了通過用戶費用和關稅來籌集資金的方式。
然而，對於限制富人的努力並沒有停止。國會在1894年重新提出所得稅，民粹主義者內布拉斯加州的政治家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在國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講。針對富裕人士將會因為必須支付2％的稅而選擇離開美國的說法，他說：
“在我所認識的所有卑鄙之人中，沒有一個卑鄙到我會說他愛國之情不超過2%。……如果‘我們最優秀的人’寧願離開這個國家而不願支付2％的稅，那就讓最壞的人可憐吧。”
國會通過了這項法律。一年後，最高法院在“波洛克訴農民貸款信託公司”案中有爭議地以5-4推翻了它。林肯的政黨，現在受到富裕的東北利益集團主導，慶祝他們的勝利。
民粹主義者布萊恩並沒有放棄。一位名叫科迪爾·赫爾的年輕田納西州民主黨國會議員在1908年他首次在國會上發表演講時提出再推動所得稅，他表示願意冒著“臭名和葬禮”的風險。
赫爾的努力那次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但他沒有放棄。為了推動所得稅，他不斷與任何人交談，以至於當他們的政黨領導人看到他走近時，會“轉身走開”。
不久，他將成功，但這僅僅是因為反對所得稅的政黨——共和黨的幫助。
1909年，國家面臨聯邦收入急劇下降和在1907年金融危機後擴大的赤字。與此同時，隨著新職責的增加，例如試圖保護食品和藥品安全以及維護日益增長的海外帝國，聯邦政府的需求正在激增。幾年前，國會首次撥款10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約300億美元）。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共和黨轉向關稅。關稅不僅是共和黨經濟政策的基石，也是他們政治權力的關鍵。每當新的關稅法案出現時，就像“在猴子籠裡扔香蕉”一樣，來自美國各行各業的遊說者蜂擁至國會，推動降低對他們公司的關稅，並盡可能提高對其他公司的關稅。
對像煙草和酒精等商品的關稅和徵稅在公眾中並不受歡迎。這是累退性的，對工薪階層的影響遠高於對富人。在一次演講中，赫爾抨擊了新的主導階級的寡頭：“這個世界從未見過如此巨大的財富，如今我們所見的……卡內基、范德比爾特、摩根和洛克菲勒，擁有數十億的積蓄財富。”
赫爾表示，“顯然，這一類人認為自己幾乎免於任何形式的徵稅。”他在一次演講中警告他的國會同事：“公眾情緒正在被激起。”
在華盛頓，立法者們有許多新穎的想法來籌集資金。一些國會成員建議徵收遺產稅，其他人則建議徵收企業利潤稅，還有一些人希望對商業文件徵收某種印花稅。作為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支持所得稅，儘管他並沒有在立法上推動它。許多共和黨參議員，其中許多人本身就是百萬富翁，對一些提案有輕微的厭惡，尤其是對所得稅。
來自羅德島的參議院多數領袖尼爾森·阿爊迪奇，一位百萬富翁，約翰·D·洛克菲勒的岳父，當時可以說是全國最有權勢的政治家。西奧多·羅斯福給他取了個外號，“王榮”。在1909年，阿爊迪奇正試圖推動一項新的關稅法案。赫爾的民主黨人給他帶來了麻煩，但並不是唯一的麻煩。他還面臨著自己政黨內進步共和黨人叛變。這些主要是中西部和西部的領導人，他們主張所謂的工人利益，以及改善公共安全和加強工會的改革。他們也支持所得稅。
阿爊迪奇試圖一系列立法手段來延遲對所得稅的投票。支持者並沒有氣餒，作為下一步，他和時任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特支持了一項企業所得稅，聲稱這是一種比個人所得稅更小的惡。富人們不喜歡這一點，但它意外地很容易通過，讓共和黨人感到希望，所得稅死了。在一次私信中，總統解釋道：“許多人現在在攻擊[企業所得稅]的人會高興地利用它來防止以後的所得稅。”
塔夫特證明過於樂觀。所得稅的支持者不斷推進，試圖直接從富人那裡籌集資金。關於國會能否簡單地通過所得稅法，還是由於最高法院最近推翻了一項法，是否需要憲法修正案，展開了辯論。赫爾指出，法院的組成已經改變，並辯稱法律現在可以通過法官的審核。
然後，一位進步共和黨人提出了一項所得稅修正案。
阿爊迪奇抓住了他認為是對手的失誤。他將自己的支持轉向這個措施，作為安撫國家所得稅的倡導者，換取足夠的立法者同意支持阿爊迪奇的關稅法案。
阿爊迪奇當然不支持所得稅修正案，但他相信這太激進，無法得到三分之二州的批准，這是憲法要求的最低限度。主要政治家認為這項修正案的失敗可能會使所得稅在未來數年內甚至幾代人內消亡。
赫爾同意這一分析，感到沮喪。“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共和黨在被公眾情緒迫使之前從不支持值得的事業。他們盡顯愚蠢，無法設計和頒布健康的法律，無法制定和執行良好的行政政策，這個海盜組織習慣於等到民主黨指明方向。”他在國會發表演講時如此表示。
因此，尼爾森·阿爊迪奇，這位在美國歷史上幾乎做了比任何其他政治家更能保護富人的人，提出了一項歷史性的措施來修憲，明確允許對富人徵收所得稅。幾天後，這項修正案在參議院以77票對0票的全體一致通過。
隨後，國會通過了佩因-阿爊迪奇關稅法案，讓阿爊迪奇獲得了他的勝利。
但阿爊迪奇的計算錯誤了，赫爾卻過於消沉。在推動修正案的運動開始後，政治風向發生了變化，足夠多的州開始支持。該修正案在四年後獲得批准。然後，赫爾幾乎單槍匹馬撰寫了1913年所得稅法。
赫爾的計畫被證實是先見之明。他預見到，如果美國在一場涉及攻擊航運的戰爭中陷入困境，進口將會停滯，關稅收入將會暴跌。當美國在1917年參加對德國的戰爭時，國會不得不提高所得稅稅率，以籌集資金以支付派往歐洲的士兵的開支。
因此，總統特朗普，所得稅的起源並不是歷史遺失。
但這項稅是否如特朗普所言導致了大萧条的發生？沒有任何嚴肅的經濟學家這樣認為。這裡有一個數據點：在1920年代，共和黨重掌總統職位。安德魯·梅隆，當時全國最富有的人之一，成為財政部長。他推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降低所得稅，而20世紀最嚴重的經濟災難的前奏，實際上是伴隨著稅率的下降而來的。
(内文照片来自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