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們追逐完權力後就是如何行使權力了，權力是一種使他人服從的力量，必然帶來或好或壞的影響，真是冷暖自知，一言難盡。高市早苗的當選在政治上破了記錄，媒體攪拌的信息鋪天蓋地，成功學的味道十足。可在正常國家，人們更在意她對內對外的政策，太大的不好說，單說如何面對在日外國人就是關乎我輩生存的大事。三年來，外國人在日本已成政治熱點，從參議院選舉到首相競選都被利用足了，一旦當選，就會形成有力的政策，影響很多人。
疫情後三年來，外國人可謂井噴式湧入日本，中國人尤甚，原因不必多說，富人空降，“黃禍”來襲，大小違法犯罪案件屢見報端，確有某種危機來臨之感。身處其間，我也理解除了真正想融入日本的，借日本良好的環境寄居的不在少數，更有無錢無路看透中國的普通人、青年人跟風來討生活，動機不論，各有理解的理由。但現在的政策異常鮮明，經濟安保相小野田公開做了政治廣告，對外國人的不法滯在、不法就勞，惡意利用制度堅決說不，大提“違法外國人”，措辭嚴厲，志在必行。其實任何國家都不會容忍違法外國人，本國人違法也不行啊。刻意如此，證明外國人違法已成問題，也可理解為，只要守法，就不必驚慌。法治國家，說來說去還是一個“法”字。可問題没那么简单，能夠來日本的，黑戶很少很少，不依法，難入境，入境後若違法犯罪，有一說一，個案處理即可，不必上綱上線。政府制定政策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才可，不能有人治的專斷，經濟安保相的立場一方面強調守法，沒問題，但隨即的政策調整，就大有問題。以經營管理簽證為例，本外國人來日本的常見渠道，以投資經營公司獲得長期居留權，依法納稅後享受准國民待遇。現在，新政策調整了公司注冊資金，由過去的五百萬日元飆高到三千萬日元，還要以正社員雇傭日本員工一名，成本大大加重，不算日常經營支出，門檻高到了不堪重負的程度。當然，這會將以經營之名並未經營的劣幣驅逐出去，有作用，良幣呢？那些依法經營，守法納稅的外國人呢？異國謀生本來就比較艱難，現在雪上加霜，必須加倍努力才行，經營的錢都交稅了，雇人了，相當於在為守住簽證苦苦打工。
關鍵是，如此大的政策調整放在本國人身上，是可以立法追問的，議會裏有代表，代表可質詢，法律上有聽證，政府需要做出解釋，都是民主法治應有之義。而外國人沒有政治上的權利，也不可能法律上聽證，變成了只能接受政策，不能挑戰政策，沒有救濟渠道。無代表，不服從，可以嗎？政府要秩序和安全沒錯，日本也好在可以講公道，可我作為外國人，遇到了這麼大的事，卻無處講公道，即便我能理解，若不理解的外國人越來越多，日本會有真正的安全與幸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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